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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纪霖:悼高华,忆高华  

2011-12-30 12:16:05|  分类: 书人书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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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专题: 高华   
● 许纪霖 (进入专栏)  

    江南的冬天,阴沉沉地冷。北来的寒风传来了噩耗:高华教授在12月26日的深夜,悄悄地走了。
    消息是那样的突兀,让朋友们猝不及防。高华的病已经多年,每一次的病情加重,都被他的坚强与乐观超越,以至于我们都相信奇迹会一再出现,顽强的生命意志能让他走得更远。病榻中的高华,总盼着再去一次台湾,说是去治病,但我猜,恐怕他想在来日无多的生命里,去台北会会老朋友,看自己所爱的宝岛最后一眼。朋友们因此还为他募捐,祝福他在来年的开春一遂宿愿。但是,春天尚未到来,高华却倒在凛冽的冬寒之中。
    高华兄,难道你真的走了吗?
    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,真正深入的交往,也是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。十一年前,一帮在绝望中彷徨的学界朋友,决定参照《剑桥中国史》的模式,携手重新书写中国的近现代历史,这就是后来出版的《中国现代化史》第一卷。二十余位作者之中,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占据了四位,这都是高华热情推荐的。从此宁沪之间,常来常往,有了密切的互动。
    这个时候,他研究的虽然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,但真正的兴趣却是20世纪的中共革命。他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,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令他从孩童时代就蒙下了阴影,早早被打入另册,考取外国语学校却被拒之门外。“文革”之初他亲眼目睹父亲因躲避杀身之祸而离家逃亡,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。家与国的命运如此残酷地纠缠在一起,使得他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好奇与敏感。当“文革”的阴霾终于散去,国家恢复高考之后,高华报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。他要从诡秘的政治风云之中捕捉孩提时代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问:20世纪中国的历史悲剧,究竟渊源于何处?
    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,他的骨子里也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,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、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,这种关怀与生俱来,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,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。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,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:像太史公那样,秉笔直书,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。
    差不多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,他就默默地收集资料,为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作艰苦的准备。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,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革命史的研究。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,会违背学术的良知,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,不仅发表困难,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。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,也非莽撞之辈,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,自己正从事的,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、低收益的研究,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,藏之名山,即使发表了,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,还会带来无穷麻烦——后来证明果然如此。
    他曾经有过犹豫,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,最后他说:“实在没有别的选择,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、说出真相,这是我的宿命,我认了。”鱼骨在喉,不吐不快;良知在心,犹如神之召唤,什么是历史学家?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:著书不为稻粱而谋,超越一己之功利,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,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:还原历史的真相,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。
    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,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。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,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,这种传统是史学的,又超越了史学,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,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。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,差不多十年寒暑,高华都沉浸于此,无法自拔。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、日记、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,回味思考,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,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。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,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。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,恰巧刘小枫、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。每次聚在一起,大家最期待的节目,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。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,他似乎百问不倒,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。那些历史记忆就驻扎在他的心里,信手拈来,皆成痛史;犹如老树上的年轮,斑驳离奇,又历历在目。
    虽然高华烂熟史料,但他并不认为个别的史实能够代表整体的真实。我最敬佩高华的,是他的贯通能力,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,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,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,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。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,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,一个有智慧、有深度的知识人。我常常惊叹他不曾有过从政的经历,也非贵族后裔,何来如此老辣的内幕观察。我以为,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,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对人性幽暗的敏锐,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。
    我与他关怀相近,亦常常有热烈的争论。相比而言,作为政治史家的他,注重的是英雄豪杰“王”的面相,而作为思想史家的我,更偏好“圣”的一面。圣与王、神与魔之间,既是一念之差,又同为一个角币之两面。争论的结果,我常常从高华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丰,他也承认豪杰有其圣的另一面。事实上,早在1980年代,他参与翻译的墨子刻先生的《摆脱困境》一书,对此已有深邃的分析。不过,以其对家国历史的沉痛反思,他搁不下历史魔性对中国的摧残,毕其一生与其奋战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    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,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,有自己的畏惧,也有一己之顾虑。但在种种纠结之后,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,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。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。我敬佩他的,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,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。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,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。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,而知者有畏,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,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。书生非英雄也,乃是有可爱的迂腐,明知有苦头要吃,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,而是傻傻地执著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。
    正当高华的研究进入佳境,癌细胞却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躯体。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病魔击倒,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——不,即使他躺在病榻上,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倒下过。他的乐观、坚强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个去看望他的朋友。一个星期之前,见到他的朋友向大家报告的,依然是“精神状态不错”的好消息,以至于我们都错以为还有下一次再见的机会。然而,就在2011年即将翻过的时候,他骤然而去,决然告别,将自己坚强的微笑留到了最后。
    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,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,佛教徒超越轮回,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,而儒家所追求的,乃是历史中的不朽。对中国知识人来说,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,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,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,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。高华兄,你做到了,你对得起你的一生,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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