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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学良:拉动“民需”,促进“大众资本主义”  

2009-01-05 18:52:54|  分类: 改革开放三十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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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学良:拉动“民需”,促进“大众资本主义”

 

《拉动“民需”是要害,“大众资本主义”是出路》

丁学良 FT 专栏

[ 面对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,“拉动内需”是现在喊得最响的口号。在中国的背景下,对这个口号要作深层反思,才可能不错失在关键时刻作出让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的正确路口。]

如前文所述,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,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,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。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,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。

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(social mobility)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,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,发生了显著变化。他们关注的主要是,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,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,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?

据他们的经验研究,改革的前期即1978-1990年间,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,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,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。因为在这之前,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,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,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,主要由国家买单。这样,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,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。但是,他们的研究发现,1990年代初之后,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。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,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、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——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,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。

第二方面的研究,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。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、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。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: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,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,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,对非国有、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。然而,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,取而代之的是,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,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,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。

他们强烈建议,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,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。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也在1990年代初。

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,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,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?结果发现,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,第一是最大的一块,被政府拿走了,即财政税收;第二块较小的,被城镇居民拿走了;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,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。在1978年,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.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。后来的十多年里,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,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,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,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,相对处于下降趋势——尽管总量在上升。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。到了1994-1995年,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。

然而,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,发生了巨变。到了2007年,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.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,比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。这个数字还不显眼,更显眼的,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,76%掌握在政府,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。特别是,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,到2007年的12年间,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.7倍之多。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,只增加了1.6倍,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.2倍——差别实在是太大了。

上述三个例子,尽管研究领域不同,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。

所以,中国的国富民穷,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。它所反映的模式,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,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——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,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,愈益弱化。

回到原来的话题。过去30年里,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,也就是在邓式的——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——的鼓励之下,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。但1990年后,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。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、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——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。

正如我说明的,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,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。过去20年里,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,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,是同一过程的两面。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,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——政府支出和出口——越来越大,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。

在我看来,“内需不足”是个模糊说法,常被官员拿来误导公众。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,不应该是一般性的“拉动内需”,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。准确地说,中国的要害是“民需”不足;抑制“官需”、提升“民需”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。

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,很多官员总是说,好,我们加大内需。只要看看那些“加大内需”的细节,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,拉动的还是"官需",而非"民需"。所以,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:在全球经济体中,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,中国是最低的,只有35-37%,并且持续下滑。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,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%左右,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。所以,中国的内需不足,严格地说是"民需"不足。

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,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——出口,越来越弱化,于是就加大另一个轮子。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,北京的4万亿投入中,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,只有3千多亿,不到10%。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,也只有25%。所以,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,依旧是拉动“官需”。难怪网上有笑话说,4万亿又是拿来建“万里长城”和“阿房宫”。

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,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,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,从“少数人先富起来”,转向大众资本主义——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、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,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、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。

走向大众资本主义,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,在胡耀邦、赵主政时,在万里、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,那时首要的考虑,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。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,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。可是从1990年后,中国的"民富"目标越来越边缘化。目前的冲击,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“国富民穷”、“官富民穷”、“城富乡穷”的模式,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,暴露出来。

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,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,包括创业的、职场里升迁的、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。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,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,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、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。

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,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,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,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,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。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,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,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。此外,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,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。

同时,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。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,政府都要大量投入,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、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,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,以降低职业(再)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。

中国的服务业太小,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。中国服务业中,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,如餐馆、洗脚店等。涉及科技、文化、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,政府控制太严。这一块不放开,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、创新的、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。中国应降低法律、教育、文化、艺术、传媒、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。

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,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,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,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,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,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,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。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,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。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,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。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,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和发财、控制财富的机会,从"国富民穷"、“官富民穷”、"城富乡穷"的不平衡走出来,迈向“民富国强”的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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